中国人对“驴”似乎都没什么好印象，和驴相关的词语里，驴的出现都和“愚蠢”、“笨拙”、“固执”有关系。

事实上，在中国古代，驴是勤勤恳恳的家畜，甚至它们的背上驮着不知道多少知名的诗词文人，但最终“驴”还是得到了“蠢”的名声。

大多数人认为，野驴是家驴的野生祖先，在埃及和近东地区大约是在公元前 3000~公元前 2000 年的青铜器时代被驯化为家驴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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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家驴，乃是公元前数千年以前，由亚洲野驴驯化而来。

有多种类型的亚洲野驴，距今日，依然有少量野驴在亚洲内陆繁衍生息。

但在我国内陆，所有的史前文化遗址中，都没有发现野驴。

司马迁笔下写到驴，皆称之“匈奴奇畜”，说驴是一种进口动物“驴”字，在篆文时代才有，早期右侧并非“户”字，而是“卢(盧)”。

辽宁首次在朝阳半拉山红山文化慕地发现至少5000年大型祭坛墓主陪葬品惊人，我们都知道的是，精美的“玉猪龙”。

实则，除了“玉猪龙”，墓葬中发现一精美的石人头像，从五官看是域外人种。且在祭祀坑中，发现两头驴的骸骨：一大一小两头驴，有部分肢骨和下领骨。

那么驴至少在5000年前就出现在祭祀或陪葬中。驴在祭祀中的形态和作用，为“卢”。

另有研究，中国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殷商时期，新疆莎车一带已开始驯养驴，并繁殖其杂种。

也就是说，驴在红山文化时代是存在的，但中途消失了一阵子，后来又回到了人们面前。这时候，就说是秦朝的“引进品种”了。在秦以前，驴还只分布在新疆、内蒙古等地。自秦代开始逐渐由中国西北及印度进入内陆，当作稀贵家畜。

约在公元前200年汉代以后，就有大批驴、骡由西北进入陕西、甘肃及中原内陆，逐渐在先民的农业生产中作为役畜使用。中国家驴中现有部分驴，仍保留着野生驴的某些毛色、外形特征以及特性。同时，也不排除古代由国外引入家驴的可能性。

中国驴约有30种以上的品种，其中优良品种如关中驴、德州驴、佳米驴、泌阳驴、广灵驴、河西驴等久负盛名。

我们都知道，古人对马，真是令人发指般喜爱。

马，代表速度、壮实、诗情画意、驰骋沙场，最重要是代表着社会中的好阶层。一匹毛色匀称、四蹄生风的黑马、白马、红马，是古人斑驳陆离的想象力和接壤苍穹的驿站。

对于马的称赞，古人都是不吝用绝佳词汇的。称马的速度为浮云、赤电、绝群、逸群、紫燕骚、绝尘、九逸，无一例外都是超越光、影、色、空的名称。

相反在“驴”的身上则负面许多。凡是涉及驴的词，几乎没个好的，像驴、蠢驴、笨驴等等，不一而足。《水浒传》第十九回：“别的众人都杀了，难道只恁地好好放了你去，也吃你那州尹贼驴笑！”第四十三回：“却恨撞着那驴鸟，我如何敌得他过。”第五十一回：“有认得的喝道，使不得，这是本县雷都头。白玉乔道，只怕是驴筋头。”

郎世宁乾隆皇帝大阅图轴

驴属马科。性温顺，富忍耐力，但颇执拗。堪粗食，易饲养，抗病力较其他马属动物强，寿命比马长。《本草纲目》说它“长颊广额，磔耳修尾，夜鸣应更，性善驮负。有褐、黑、白三色，入药以黑者为良”。因驴的妊娠期为 12个月，故民间常用炖驴肉汤为孕妇保胎。

驴的工作一般是挽、驮及拉磨亦可供人骑乘。在古代，尤其唐宋时期，驴是平民百姓最常使用的出行工具。驴还有一个奇特的名字叫“卫”，唐人尤其称驴为卫。据宋高承《事物纪原·虫鱼禽兽·卫子》说：“世云卫灵公好乘驴车，故世目驴为卫子。或曰，晋卫玠好乘跛驴为戏，当时称驴为卫子以讥玠，故有蹇卫之称。”明王志坚《表异录·毛虫》也说：“驴曰卫子，或言卫地多驴，故名。或言卫灵公好乘驴车。或言卫玠好乘跛驴。”

古代女子和老人出行一般多骑驴。比如着名的张果老倒骑驴。骑驴似乎也是神仙和隐士的标配，《水浒传》引首中写道：“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抟处士，是个道高有德之人，能辨风云气色。一日骑驴下山，向那华阴道中正行之间，听得路上客人传说，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。那陈抟先生听得，心中欢喜，以手加额，在驴背上大笑，颜下驴来。”陈抟在历史上的传说也很像半仙。

中国古代诗人大多有骑毛驴旅行的经历，诗人喜欢骑驴，似与毛驴有着不解之缘。骑驴几乎成了诗人的标志。《唐诗纪事》引《古今诗话》中的一条记载：有人问诗人郑綮新近有无诗作，郑綮回答说：“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，此处何以得之？”这位诗人回答得很果决，诗思只有在驴背上才能产生，离开了驴背，哪还会有诗情？

被后人称为“诗圣”的杜甫，也有骑驴的经历，而且骑驴的年头还不短，他在诗中说自己“骑驴十三载，旅食京华春”(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)。毛驴是他主要的交通工具，“平明跨驴出，未知适谁门”(《示从孙济》)。中唐诗人李贺，也是个终日骑驴游走的主，《新唐书》本传说：李贺每天早上太阳一出，就骑上毛驴到山野间转悠，背着个古旧的破锦囊东瞧瞧，西望望，有了灵感就在驴背上记下来，装进锦囊里晚上回家整理成篇。

乘驴出行，驴拉车，在北宋很多名画上经常出现，如范宽的《溪山行旅图》。如王安石那样的宰执大臣，退下来后仍旧是骑头毛驴在金陵转悠。

驴作为骑乘工具，速度比牛快，耐力比马好，便于饲养，价格便宜，各种道路都可以走;而且驴的性情也较马温顺，骑起来也安全，不仅车可以租赁，“租赁驴”也应运而生。

北宋范宽《溪山行旅图》局部

即便驴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率如此之高，但其地位却仍然被“马”碾压。

马在古代，地位之所以很高，原因不仅仅在于马在农业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，更重要的是，马在战争的战略性地位，这是其他动物都无法取代的优势。骑兵是古代战争中的重要兵种，其速度飞快，攻击力大，防守性强的特点，注定了这一队伍的重要特性。

马在古代不仅在农业生产及军事战争方面非常重要，同时，在一些高规格的祭祀和重要的会盟当中，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，因此古人对于“马”是有着无法取代的情怀与崇拜的。因此，只有特定等级的人才能够有资格骑马出行。

相反，“驴”在人们眼里，就像是日常出行的工具而已。

中国古人的文化里，无论何种生物都会究其出身，驴子是来自匈奴的畜力，虽外形酷似马，但却不具备马的高大帅气，并且"来路不明"，没有任何文化底蕴和渊源，异邦产物通常会被认为是浅鄙之物，连叫声也被说成是"驴鸣似哭，马啸如笑"。

在"以雅相尚"为上流社会审美的心态之下，这种"蠢"、"笨"的动物是不能和"雅"沾上边的，因此也是得不到上流社会的认可的。

驴远没有马的威武雄壮，相比奉为神的“白马”，驴的颜色又以灰、黑、栗为主，容易让人产生朴拙、苍老甚至凄清的感觉。

我们在中学都学会一篇课文叫《黔之驴》，从这篇故事中可以看出，在柳宗元心目中，驴是蠢的代表。因此被人轻视贬低，而驴身形瘦小，任劳任怨，走起路来看着病恹恹的，自带一种失意的气质，因此诗人骑驴，也大多衬托自己的失意心境。

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语文课文《黔之驴》插图

有意思的是，虽然看不起“驴”，可古代却有人喜欢听它的叫声。

汉魏时期，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“建安七子”中的王粲深受曹操、曹丕父子信任，被南北朝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誉为“七子之冠冕”。

就这样背景的大学子，居然特别爱听驴叫。

王粲为曹氏父子篡汉兴魏的大业殚精竭虑，41岁时英年早逝，曹丕以曹操接班人的身份前去祭奠。

在葬礼上，曹丕向同来吊唁的部下命令说：“王粲平生最喜欢的就是驴叫了，让我们共同放声，一起学驴叫，为他送行。”于是，曹丕带头开嗓高叫，手下人立马应声狂吼，一时间驴叫四起，声震云天。

喜欢驴叫的文学家不止这一位。西晋文学家孙楚也是学驴叫的高手，他的好友王济官拜侍中，特别喜欢听孙楚学驴叫，喜欢到什么程度呢？

两人只要一见面，王济总要让孙楚叫几嗓子，每次都能听得如痴如醉。

后来王济去世，前来悼念的孙楚说道：“你平时就爱听我学驴叫，现在我为你最后喊一嗓子吧！”

即便如此，也只能是诗人文人对放荡不羁情绪的一种释放。世人对“驴”是毫无感情可言的。

我们都知道一个词语叫“猴年马月”，但实际上这个成语原本写作“驴年马月”。《新华文摘》1981年第4期中有段话：“研究研究，研究到驴年马月！”刘洁修《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》也收有“驴年马月”释义为：“以十二属记年。

其中并没有'驴’，'驴年’则纯属子虚；生肖不能用来称月，'马月’亦属乌有，因而'驴年’或“驴年马月’表示没有期限。”

可见，在人们眼中，驴的地位极其低下，驴年是绝不会出现的。

千年来，“驴”一直以“蠢笨”又“温顺”的形象固化下来，对于“驴”这种动物的一系列“矮化”，映射出对于人类社会阶层的等级分化。

同样为坐骑，不同的动物也反映了不同的阶层。

参考资料：

《汉字里的中国 咬文嚼字精选一百篇》陈璧耀；

《巟诞·荒诞 文字考古现场》田炳；

《中国古代交通》 李楠；

《关于驴的林林总总》商子雍。